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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些認知分歧，在朱大可先生處也有陳述。

記者：如何認識從清末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在新文化探索中的功能，並總結其得失?精英和大眾文化如何實現良性的互動，以塑造新的文化可能?

朱大可：自從軸心時代以來，精英持續成為歷史的主要動力。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也是如此。它的三個旗手——陳獨秀、胡適和魯迅，都是知識精英的代表。但這種認知已經被互聯網時代所擊破。大數量的自媒體如博客和微博，製造了一種普遍的幻覺，認為碎片式的言辭可以代替哲學思辨和思想探索，而口水可以代替文化原創。但事實上，除了有助於形成輿論監督環境之外，這種廣場式運動，對文化建構並無直接助益。中國的問題在於，它已經錯過了文藝復興型的精英導引時代，而鑒於精英的飽受質疑，文化改造的使命，變得無人可以承擔。“公知”正在成為一個反面名詞，遭到各色人等的嘲笑。作為文化重建的主力，專業和公共知識分子在獨立性、精神性、創造性和正義性的普遍衰弱，是我們要面對的最大難題。精英與民眾的良性互動，取決於雙方的自我重塑、以及是否能夠達成核心價值的共識。

記者：儒家文化是主宰中國意識形態長達2000多年的“官學”，在20世紀飽受摧殘之後，現在又面臨被高度追捧的“復興”局面，你如何評判儒學在當代中國社會的意義和功能?

朱大可：在20世紀以前，中國人一直生活在儒家文化的空氣裡。但儒學是一個內容駁雜的體系，其中既有一些值得吸納的道德教義，甚至有陸王心學這樣的哲學高峰，但也有需要加以過濾和批判的思想垃圾。不加甄別地把儒家神聖化，並視為拯救中國文化的唯一出路，這只能重蹈歷史的覆轍。

記者：你認為怎樣的文化格局才符合你心目中的健康文化形態?

朱大可：我贊成重新接續歷史文化傳統，但我也擔憂儒家的一家獨大。我們不僅要重視孔子，至少還要重視老子和墨子。尤其是墨家思想，長期受到打壓，從未獲得必要的傳承。中國的“文化菜譜”，應當是各種思想菜系的自在組合，它不僅要容納中國的各種思想學派，更應當容納“西方先進文化”，由此形成多元並置、百花齊放的態勢。只有這樣，公民對文化思想作自由選擇的權利，才不至於淪為一紙空文。把某個單一學派變成具有絕對權威的“官學”，只能重演兩千年文化專制的鬧劇。

記者：在解決中國文化面臨的這些問題和推動“文化復興”方面，你有什麼良方嗎？

朱大可：文化問題的最終解決，完全取決於頂層設計。就像中醫的整體辯證思維那樣，你不能頭疼醫頭腳疼醫腳。文化枝葉上的病症，需要從制度根基上加以解決。在我看來，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，最快也需要三、四代人才能初見成效，也就是100年左右的底線時間。動手的方向，首先是政治體制改革，其實是教育體制和意識形態體制的改革，只有正確推動這三方面的改革，就能逐步形成有利於“文化復甦”的良性生態，並經過數代人的不倦努力，最終實現中國文化“偉大復興”的夢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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