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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建設在此刻，就顯得尤為重要。

2009年，由中國科學院院士牽頭，編寫了一套系列叢書《創新2050，科學技術與中國的未來》。有總報告《科技革命與中國的現代化》、有分領域的《中國至2050年重大交叉前沿科技發展路線圖》、《中國至2050年生態與環境科技發展路線圖》、《中國至2050年水資源領域科技發展路線圖》等十六個分項報告。

今，沒想到在文化領域，也有人提出“文化復興的路線圖與時間表”，實在令我等驚奇和興奮。吳兄振鋒和魏傑先生談到此處，均提到對傳統文化的敬畏。

孔丘仲尼就是一個深懷文化敬畏的先賢，他曾驅車至秦地東大門的函谷關下，幾頑皮孩童的戲言——“是車讓城？還是城讓車？”，把仲尼擋在關外。

顯然，幾個頑皮孩童不至於把聖人嚇得膽怯。而是，他敬畏的龍城人伏羲、岐山周塬人姬發均是秦地之人。函谷關下的怯步，實則是仲尼對華夏先賢的敬畏。

有敬畏，才會有尊重。才能充當文化的傳承者。傳承的目的是為了發展，為了建設。傳承什麼？建設什麼？就顯得尤為重要。

在《朱大可：“文化復興”的路線圖與時間表》裡，王普軍的提問也很有專業水平。

記者：改革開放以來，中國在經濟領域獲得了世人矚目的巨大成就，但在文化領域卻受到各種非議。我們究竟應該怎樣認識中國文化的現狀，又該如何推動文化領域的建構和改革?

朱大可：改革開放30年來，中國文化沒有獲得跟經濟一樣的成就，反而因經濟的快速運動和教育的嚴重缺失，而呈現為嚴重衰退的景象。並表現在主體認知、核心價值、宗教信仰、倫理道德、歷史傳承、原創能力、基礎美感、人際交往、個人教養、民族語言、國際傳播、文化產業等十二個主要方面。這種危機狀況引發了公眾的普遍焦慮。其中，屬於公共倫理的誠信危機，受到了公眾的最大詬病，但它只是症狀，而不是產生整個文化綜合症的病根。我們首先需要解決的是公民社會的建構，它是公民階層、公民制度和公民意識形態的三位一體。沒有這種現代公民社會的形成，任何有關文化的理想主義設計，都只能是刻畫在沙地上的藍圖。

這些，不僅僅反映在文化層面的有識之士。上至大賢鴻儒，下至草根百姓。均有不同群體、不同層面、不同程度的呼籲和奔走。特別是環境安全、食品安全、飲水安全等等問題的日益尖銳化，一切都上升至政治層面，顯現在廣眾面前。這些問題的集中暴露，說明了在文化建設中存在的“主題認知、核心價值、倫理道德”諸方面的缺失。

振鋒先生還專門把《朱大可：“文化復興”的路線圖與時間表》打印出來，選出上述的斷落，讀給我聽。就孔丘仲尼的思想價值觀，與我展開激烈的辯論。爭論的分歧在於我對孔門儒學思想的不認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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